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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談超載:治超30年 竟“越治越超”?

無錫高架橋的側翻,幾乎壓塌了民眾對貨車超載的容忍心理底線。貨車超載,一直是公路運輸管理的重心所在,為何在許多人看來,治理30年仍是“越治越超”?半月談記者在多地調查發現,貨車超載屢禁不止,既有治超之網存在漏洞的原因,更有市場畸形利益鏈頑固的原因。

再談超載:治超30年 竟“越治越超”?

10月11日,救援人員在事故現場進行救援。新華社記者 李博 攝

“規定越來越嚴,但超載越來越多”

9月10日凌晨,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一輛超載450%的拉運面粉貨車失控,沖進路邊民房,當場撞死6人,重傷2人。

近年來,各地因超載車上路引發的重大交通事故屢屢發生。除了造成重大人員傷亡,壓塌橋梁的超載事故粗略統計就有20余起。

交通運輸部公路局局長吳德金在2016年解讀《關于進一步做好貨車非法改裝和超限超載治理工作的意見》時認為,違法超限超載已是公路第一殺手。多地相關部門統計,超載引發的貨車交通事故,已占到全部貨車事故八成左右。

1988年,我國施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路管理條例》,一場治理超載超限工作的持久戰揭開序幕。2004年,原交通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了《關于在全國開展車輛超限超載治理工作的實施方案的通知》,治超開始有了全國統一行動。

大規模打擊之外,國家交通部門多次制定出臺諸如《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管理規定》《進一步做好貨車非法改裝和超限超載治理工作的意見》等治超制度文件,治理力度不可謂不強。

目前,我國對于超載問題嚴格實施“一超四罰”。

各地相關執法部門發現超限超載車輛,除依法責令卸載并處罰外,還對1年內違法超限運輸超過3次的貨運車輛和貨運車輛駕駛人、1年內違法超限運輸的貨運車輛超過本單位貨運車輛總數10%的運輸企業實施處罰,并按照道路運輸條例的規定對貨運場所經營者實施處罰。

“治理超載的規定越來越嚴,但超載也越來越多。”采訪中一位相關部門人士表示。越治越超,這是怎么回事?

治超之網,漏洞在哪?

半月談記者采訪中發現,“百噸王”呼嘯無阻的背后,隱藏著“超了也白超”“你不超我超”的心理暗示,由此撐起一條貨運市場利益生態鏈。

根據現行法律法規,貨運機動車超過核定載質量的,處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罰款,并一次計3分;超過核定載質量30%或者違反規定載客的,處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,并一次計6分;違法超限超載車輛,一律拒絕其駛入高速公路。此外,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扣留機動車至違法狀態消除,也就是說,要把貨卸掉。

問題是,雖然監管的“牙”看上去很鋒利,但對于超載,并不是每次都能“咬”得動。

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,我國公路治超主要有固定治超、流動治超兩種手段,但目前現有舉措落實不到位,一些地方在普通公路設立的超限檢測站也存在空轉現象。

在西部一城市,半月談記者10月12日夜間來到貨車通行核心路段的一處公路超限檢測站,發現這處檢測站與加油站共用一塊場地,沒有足夠寬闊的可供卸載場地,本該24小時運轉的檢測站看不見工作人員。

“不能給超載車輛卸貨,就談不到真正處罰,許多超載車輛駕駛員對交警執法肆無忌憚。”蘭州市一名聯合執法的交警說,他們只能在卡口進行勸返,但許多司機掉個頭就開回來,和交警玩起“躲貓貓”。

這位交警講述的是治理超載的普遍難題。治超的主體責任在當地政府,但交通部門沒有強制執法權;交警有執法權,卻又沒有專職的治超人員。聯合執法更不能滿足日常治超的需要,難以形成有效覆蓋。

“超載10次能被抓住兩三次吧,看運氣嘛!”半月談記者采訪的多位貨車司機均如此表示。

在“多拉多賺”的誘惑下,治超“貓鼠游戲”無法培養起司機拒絕超載的自覺。在僥幸心理支配下,面對處罰“尚能承受”的違法成本,超載就像入刑之前的酒駕一樣,成為司機不會多想后果的選擇。

上海市交通委執法總隊負責人表示,現在貨運行業充斥大量中小私營企業、個體戶,價格成為決定市場競爭的重要因素。

為降低運輸成本吸引貨源,有些貨物源頭企業對貨物裝載情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,導致了“超限超載—壓價競爭—獲取利潤—再超限超載”的惡性循環,造成了公路運輸市場的無序競爭。

“汽車運輸單位多是私營老板,與發貨單位實行自由的現金交易,在組織車隊運送貨物時,運輸單位會以回扣等多種方式給發貨單位利潤反饋。”甘肅省運輸系統內部人士說。

再談超載:治超30年 竟“越治越超”?

一排大貨車停放在車場里。 劉續 攝

對癥下藥,精細治理

除此之外,貨車掛靠的管理安全令人憂慮,目前往往“掛得上靠不住”,加之現有法律對掛靠企業所負責任規定不明確,造成管理松散。

一名交通運輸管理人士透露,貨運車輛在全國各地東奔西跑,流動性大,而行駛證和道路運輸證卻必須在注冊地年審。許多車主難以應對復雜的審批環節,為了省時省力,往往選擇掛靠運輸公司,把這些事交由企業代辦。

交警部門介紹,掛靠車輛實際車主和掛靠企業沒有歸屬關系,只有利益交換關系,企業樂得對安全管理視而不見。據甘肅交警部門統計,2016年至2018年在該省范圍內發生的公路客貨運車輛交通事故中,掛靠經營車輛肇事占比近70%。

“只要有個體戶存在,司機與企業的掛靠關系就不可避免,眼下應借力放管服改革緩解矛盾。”一名甘肅省交通運輸系統的管理人員建議,應以放管服改革帶動市場分配環節重組,從而改變貨運利益分配結構,力圖根除亂象。

甘肅省公安廳交警總隊秩序一處處長羅建宏也表示,面對超載痼疾,單純靠聯合執法的最后一道防線,無法治本。

“將治超的重點前移到源頭,落實地方政府的治超主體責任,完善各職能部門聯動機制,加強對各地貨物生產源頭企業的監管,借助大數據對相關企業情況進行精準統計。”上海市交通委執法總隊負責人建議,針對建筑渣土運輸行業車輛普遍“超標”的問題,建議有關部門聯合研究制定建筑垃圾運輸車標識、監控、密閉、裝載等地方性技術規范。

從長遠看,治理超載還有賴于執法零容忍,在提高超載違法成本的同時,針對運輸行業的營利模式提出整改措施,遏制惡性競爭,并適時引入“超載入刑”,祛除“超載多賺得多”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。此外,應逐步引導運輸企業提供精細服務,扭轉企業“只收錢不管理”的不負責心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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